北京哪里白癜风哪间医院好 http://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日本的风物
文/胡兰成译/小北
衣食器皿
我欣赏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喜欢存在于广大民间的衣食器皿之精致与华美，连没有故意要成为艺术作品。
日本的和服其实很好，洋服的样式不断在变化，和服的好毋宁在于穿它的人的姿态。洋服因讲究尺寸，在人与服装的连系上下工夫。和服是母亲能穿孩子亦能穿，连祖父穿过的给孙子穿亦没什么不便，人与衣裳之间没必要发生任何意义的连系。
日本成人式时所穿的大振袖
西洋的东西到底是倔强的，而日本的东西则是顺从的。和服的耐久性，不只是布料的质地坚实，亦有其样式的安定。即因人与物之间没有冲突与斗争，而无法轻易变坏。
然而，日本料理却不及和服的好。其缺陷在于火候的把握之是否高明。常用的有切、烹、炙三种方法。切（只要切一下生鲜的材料即可食用，例如生鱼片）比中国的精致，烹则稍显单调，只适用于油炸食品。炙则很常用，只要置于火上烘烤。此外还要好的佐料。然而火的使用方法有煮、炖、蒸、炒、煎。因这方面的工夫不足，无法使许多材料一起调和而产生美味。鱼翅和海参虽是产于日本，但日本人无法熟练掌握。日本料理所含有的一种清贞，到底是西洋料理不及的。
日本料理：生鱼片
日本器皿的精致还胜于中国，同时其无法精致处亦不及中国。但不管怎么说，日本民间的器皿之普遍的精致，到底非西洋所能及。西洋的器皿原本就是粗杂的。他们不过只有奢侈与粗陋两种，贵族的奢侈与平民的粗陋。而稍有类似于精致的东西又必是所谓的艺术。现代机器工业的实现大量生产，使西洋器皿的品质开始普遍好转。但是精致与华美依然只是个别现象。因此他们的艺术常常是孤立于人世的。
日本的器皿：陶瓷茶碗
日本的器皿令人喜欢，尤其是托盘特别精美。招待客人的一碗茶与一盘点心必是放在托盘里端出来的，连对自家人亦是如此，这就是礼。
西洋经历几次革命，从奴隶主与地主中解放出来，又苏联则从资本家解放出来，使众人平等。但是他们依然没有这种待人之礼，虽有规矩而无礼。平等固然必要，但鸟兽亦能平等，讲平等亦未必讲文明，因此在西洋连没有一只可以与日本相媲美的令人满意的盘子。
一线的制约
日本人缺少调和能力，对于好的东西是虽一条轮廓之线，亦都很固定。画家知道最难的是画一条线。物体与空气之间的界限，在于似有似无的虚实之间。日本人把这一线定型化，而且固执于它，因此张爱玲说日本的美是一种制约的美，它虽非常贞洁，但也包含了一种悲哀。日本的音乐亦是非常哀调的。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的极致是礼乐，礼以制约为界限，乐以和畅为界限。日本人有礼，而乐还不够。日本音乐非常美，但在和这一方面亦有所缺乏。
日本的衣服，已经超出了年龄的制约。日本人也很少在做一个学问时，同时做另一个学问。几曾被视为杂乱无章。日本人又好说风流，但那种风流亦是定型的。日本人知正不知奇，知经不知权。若兴起一次权变，则会化为极大的冒险。太平洋战争即是一例。现在日本人对美苏中立不中立的争议，就中立不中立的界限，大都限于固定的观念。
日本禅宗居士大德铃木大拙，胡兰成曾与之对谈，时铃木大拙已90高龄
禅宗在日本非常盛行。有人以我为铃木大拙大师之友，彼时我与他就日本人如何才能游戏自在而又能获得文明的大信进行过问答，他严叱道，禅宗是悟者自悟、迷者仍迷，因此毋宁说礼乐更好。日本虽自唐朝传习了礼，但终未习得乐。所以中国的儒士认为先王之乐至秦汉已亡失。其后，朱舜水渡日，他亦只是考订了礼制，而未及乐。其实礼之乐尚生于中国民间。
文章华国
日本的诗确实为诗，感觉不到诗以外的任何东西。然而中国的诗亦像散文。日本诗歌虽受楚辞、晋子狂歌及唐宋诗词的影响，但与诗经、李白及苏轼的诗没有多少渊源。
日本文学有两种情调，一种是楚人的徘徊惝恍，是极不安定的情绪。一种是宋朝人的雅致与潇洒，是极其安定的感情。以前，前者与武士的感情结合，后者与高僧的诗兴结合。到了明治时代，令人满意的新兴气运在于这两者合一形成了更加广大平正的德性。可是徘徊惝恍的一种与西洋人的罗曼蒂克相结，虽因此有了新鲜感，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专门追求病态的一派。而雅致潇洒的一种依然无变化，只是比以前更加平民化，增加了世俗的喜好。
明治时代出现的人物，如幸田露伴，是集此两者之大成，使之获得统一的人。又，北一辉及大川周明的论文、西田几多郎的思想、安冈正笃的常道都树立了现代日本的大旗。如西汉的学术文章，气运尚未成熟，人们并不注意它。随着明治维新的伟业堕落成*国主义，他们的作品也如同共事着手前的材料而被搁置一旁。
而要成就新的统一大业，必会出现与之相应的学术文章。这样的大日本到了堂堂地直面天下世界时，开始使其雅致与潇洒更深厚，连病态亦成了健康。
歌舞伎
我所看过的歌舞伎中，最喜欢娘道成寺。此外是山姥和纲馆的好。我喜欢歌舞伎的舞蹈，却不钦佩现代文学家所称道的戏曲。
但如此美丽的歌舞伎亦有不少缺陷。日语非常柔和，唱歌时听起来很轻快，但旁白时却有如一字一句念诵那样强劲有力，五十字母因没有北京话那样的抑扬顿挫，有些不堪入耳。下面的配角比京剧单调。座头、二枚目、三枚目、女形、端役、茶利比起京剧中的正旦、贴旦、英旦、老丹亦有所区别。比起西洋剧的除了男女的区别没有身份的区别，中国与日本的戏剧在人格表现方面更为高级。而且中国剧又生旦净丑各有分别，因而比日本的更高明。例如对于官吏的表现，日本只有正生与小生，在中国则有老生正生还有小生，又有净丑二丑这样的细分，民间对于官员的人品之监督与批判亦从中可见。
歌舞伎演员娘道成寺
又歌舞伎之舞，其日常动作的统一与调和亦不及京剧。
特别是京剧中的老旦富于人生的安稳，正旦则矜严，贴旦是新涩，花旦则有爱情的各种表现，尽是引人发笑。引人发笑不限于丑旦的滑稽。小生与贴旦的诚实幼稚亦能引人发笑。极有威势的讨人好的净的狼狈亦能使人笑。于是戏里总是充满了天真烂漫的活泼。歌舞伎除了滑稽意外很少有使人发笑的场面。
但日本的舞实则非常好。三番叟与连狮子中洋溢着一种喜气。这种喜气惟中国日本印度纔有，是无原无由的欢喜。在西洋则只有狂欢，只是伴随着巨大欲望的喜悦。
又，娘道成寺的矜严中有着喜怒哀乐之上的境界。
唐人的诗：
阳春三月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
舞袖弓腰浑不识，峨眉犹带九秋霜。
中村芝玩跳娘道成寺时，其脸上正浮现着九秋的霜气。
家庭即事
如今的日本人对孩子完全失去了管教。想起战时及战后的困难时期，父母还要担心如何养育孩子，无论如何总是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个。尤其是母亲，不光出于女子自身对孩子的谦让，连对于长辈、客人、老师乃至陌生人，亦有一份礼让。
在电车上，必先是让小孩坐，母亲站着。中国则是母亲先坐下，再将五六岁以下的孩子抱在膝盖上，或者让他站在两膝之间。日本是十岁左右的男孩，更坏的是十三四岁大的女孩任由母亲站着，只管自己坐。这样的小孩乃至青少年连不知天高地低，不晓得自己的立场，亦不同情母亲的苦劳，不怀敬意地成长起来，又怎么会对世人怀有同情与敬意呢？古人教导我们，养子就要有教导的义务。而日本的母亲只教会了孩子傲慢。
人类遭遇到重大的困难，动辄回到动物的本能。败战后的六年间，日本的母亲对孩子形成了类似于动物本能的爱，外国人看来实在是令人惊心的事情。
中国的戏剧里，薛仁贵从*后，其妻过了十八年穷苦生活，其子薛丁山虽年少，却懂得母亲的苦劳，以砍柴射雁来尽孝道。又，岳飞从小就能对做了寡妇而又贫困的母亲尽孝道，从私塾归来看到母亲微微叹气，就会立刻跪地请罪。这样的孩子成长过程中就懂得人世的庄严。
风流人物
败战后的日本人都极其忙碌。往好里说是工业的氛围，往坏里说这是穷人不忙就难以渡日的根性。这就好像弹子游戏盛行，哪怕停下一刻什么都不做都无法兼顾身心之感。车上提供了大量报刊及旅游手册作为读物，读了却没有任何收获，仅仅是打发时间的工具而已。不过人们不得不读，好比丁肚胃患者老是想吃东西。这种充实内心空虚，填补心灵空白的做法，毕竟不能丰富人生的内容。现代日本人的工作欲知识欲大致与此相似。
多摩川的樱花
但是日本人的本质实际上亦有令人欢喜之处。前此我去多摩川看烟花，河原人山人海。但凡烟花突地一声升起时，总有哇——哇——的欢呼声。但是这种欢呼之声，同西洋人的赛马与看棒球时的那种紧张的欢呼不同，实是单纯的欢呼。这样的欢喜，是只有其本质不受损伤的民族纔能拥有。对于经历两千六百年历史的日本民族，那六年的占领终也未能伤其根本。
多摩川的烟花大会
烟火连续劈里啪啦地开始响起，描绘出四个大字。我听到周围一群人说，“啊！信州味噌吗？”，顿时失笑。中国人若知道是广告宣传则会变得不快，然而日本人即使知道是广告，仍豁达地以好意相看。我对此无限感慨，且对怀有这种豁达心情的日本人不禁有一种羡慕之念。
日本连电车亦是柔和的。收音机、瓦斯、电气亦都与家庭的情绪相融合。商店、银行、邮局亦都有待客之礼仪，房东与房客的权利义务关系中亦处处含有人情与礼意。
参观大阪的一个工厂时，看到女工在打扫机械，有如在做家庭扫除，哪里都没有西洋氛围的机械与工厂制度对人的威吓之感。这样，现代西洋的事物亦在东洋文明之中赋与了生命。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光景，且要感谢和敬佩日本的弟兄与前辈。
二〇一一年三月五日，小北译于浙江新昌
原载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日本《改造》杂志第三十三卷第十八号，原件为日文）
——选自《无所归止：胡兰成集外集》（小北编译，中国长安出版社，年1月）
胡兰成（-），浙江嵊州人，著名*论家、思想家、文士，早年在浙江、广西等地中学教书，后曾从*，主笔多家报刊，担任汪精卫南京国民*府宣传部次长、法制局长等。晚年亡命日本三十年，致力于复兴中国礼乐，与唐君毅、安冈正笃、保田与重郎、汤川秀树、川端康成等交往甚密。著有《山河岁月》《今生今世》《心经随喜》《建国新书》《自然学》《华学、科学与哲学》《中国的礼乐风景》等多种。
编译者小北，本名朱永锋，师从蜀中槐轩学派（刘门）刘伯谷先生修习圣学。私淑胡兰成，译有胡兰成日文著作《心经随喜》《自然学》《建国新书》等，主编《胡兰成全集》（香港槐风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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