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历史相互交织，关联甚大，而我们其实对之了解并不多。
最近年，中日历史相互交织，关联甚大。而日本被称为中国“大门口的陌生人”，除了明治维新、甲午战争及后来的抗日战争等事件外，中文世界对日本历史，尤其是日本内部*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了解甚少。
《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是一部全景式展现日本近年现代化历程、了解日本现代历史的通识读物，作为哈佛大学日本史研究专家，安德鲁·戈登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梳理了日本现代化过程的来龙去脉，在恢宏叙述的同时，也细致反映了日本不同阶层的实践活动和情感体验。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王升远，结合多部描述日本的经典著作及自身多年的研究，对本书作了一番深度解读。
?不能沉迷于自拍美图
??“自民族中心主义”、“强势民族沙文主义”等倾向之不足取渐成共识
??但因种种原因，在实际历史叙事中却总难以规避
历史叙事常可视作历史叙述者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对话，而叙述者对事件的定性常须“左顾右盼”和“上下求索”，换言之，即须将其置于横向关联的视野和本国史的纵向脉络中提炼要义与实质。若失去坐标抑或剥离语境而将其绝对化，则易迷失现时自我和未来进路。
尽管全球化的前景尚不明朗，但这一拥趸甚众的口号却常常无法内化为有效的关联性思维，相反地，导致东亚诸国近代史悲剧的思想病根的“自闭症”，并未在其各自国别通史叙事中得到较为彻底的反思与祛除。尽管本国史、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关系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热点，“自民族中心主义”、“强势民族沙文主义”等倾向之不足取亦渐成共识，但因种种原因，在实际历史叙事中却总难以规避。
兼听则明。对国别史的认知，若只沉迷于自拍美图带来的幻觉而不自拔，而无视他人镜头所捕捉到的黯淡影像，就无法在参照与对话中逼近历史真实。作为日本历史的对话者之一，安德鲁·戈登（AndrewGordon）的巨著《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所提供的，首先便是一个日本本土之外的域外价值尺度。在该著英文第三版序言中，作者指出，“日本现代史是世界现代史的一部分，两者无法分割开来”；“因此，最好是全世界的史学家都能共同考察及诠释现代日本历史，并将各种研究成果通过翻译公之于世；或各国史学家共同参与合作计划，以达到确切地认识现代日本历史的目的。”
戈登的工作并不在于揭示日本同行们所倡导、甚至固守的“日本性”，而将重心置于对“现代性”的阐发上。该著英文名为“AModernHistoryofJapan”,“它是要诉说一段‘现代’的独特历史，只不过发生在一个名为‘日本’的地方而已。”换言之，即以“现代性”为尺度，在全球史场域中考察世界共同体验之下的“日本经验”之特殊性，而非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与文化民族主义倾向较为严重的日本史学界之撰述思路迥异的历史叙事，是以“开放性”冲击“保守性”的路径。
?拼凑的认同概念
??在“共同文化”的维度上，看到了“破碎性”而非“同一性”
??在“传统文化”的维度上，看到的是断裂性而非继承性
如果说我在《在底片中看透“日本国民性神话”》（载《解放日报》年12月23日）一文中对日本国民性话语的批判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么，戈登对同一对象的质疑视角则诉诸于对日本地理和气候的考察，以及对文化之历史承继性的追寻与批判上。这一思路让人想起了法国文学家斯达尔夫人的文学史叙事，同样是环境决定论，相较之下，戈登的思路则更为务实、直接。他在该书绪论中即指出，“日本各岛虽然位置上临近，但岛上的森林、山脉及短急河流却有碍交通运输，*治上不易统一。今天的日本*治上团结，民族认同感强烈，乍看即会把此种团结及民族情感归因到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其实这是错觉。德川*权建立于年，……今天所说的日本共同文化，能见于当日一般民众者其实并不多。所谓日本是个万众一心的地方，人民因此能组成一个团结的民族，此种看法是现代才形成的观念，‘日本性’其实只不过是硬拼凑起来的认同概念，与其地理实况并不相称。”
而“这种错觉的存在，部分原因是日本人自身孜孜不倦地要界定何为‘日本性’，并希望能藏之名山，传之万代”。在“共同文化”的维度上，戈登看到了“破碎性”而非“同一性”，在“传统文化”的维度上，戈登看到的是断裂性而非继承性。这一批判要言不烦地道破了近代以降“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作为一种文化*治实践内在的虚伪与悖谬。
众所周知，历史断代分期的核心问题在于对“变”的理解。本书以“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为视界，将“现代史”（在这里，汉语“近代”或“现代”只是英文Modern一词的不同译法）的时限上溯至“德川时代”，下延至“3·11地震”后的当下日本，颇值得瞩目。将德川时代的历史遗产视作明治以降日本史演进的内在动因之尝试并不新鲜，即便在中国的日本史学界，管见所及，就可举出宋成有先生的《新编日本近代史》等几例。套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史观，可谓之“没有德川，何来明治”。这就正如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所指出的那样，“正由于过去的东西未能被作为对象来自觉认识，从而未能被现在所‘扬弃’，所以导致过去的东西从背面溜进了现在之中”。
然而，同时淡化了明治维新以及二战后盟*的日本占领等重大事件而导致的历史“变动”，凸显德川以降的日本历史连贯性，显然是戈登穿透了“澎湃的表层”剧变而洞悉到了“静默的深层”之不变，那是历史中沉重、执拗的部分。
不以年日本的战败投降、美*占领作为改弦更张的分水岭，是由于日本和美国的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战时日本相关*策在战后显见的连续性。有鉴于此，戈登提出了“跨战争”（transwar）的断代观念，《现代日本史》在论及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时，看到了“新出发点”，亦强调了“旧结构之延续”。戈登指出，“20世纪50年代初期，战前财阀下属的子公司虽失去其控股母公司，又重新以银行为中心结集；战前**亦存活下来，掌控国会及内阁；文人官僚体制的影响力一如往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治及经济力量的延续性，贯穿战前、战中以及战后。”
在美国主导的、让人眼花缭乱的日本战后改革中，很多战时既成体制并未得到彻底反思与改革，旧结构对战后日本社会实则影响深远。若非带着“跨战争”的连贯性思维，便不会领悟当今日本*经体制、社会生活之源来有自。
?“明治”的“骨相”
??使庶民“各遂其志”的承诺只是一种“愿景”
??工农、女性等弱势群体的诉求更遭到漠视
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美国学者约翰·惠特尼·霍尔在其著作《日本史》中明言，“在和欧洲历史比较时，一般都要问它能否叫做‘革命’。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在*治上和文化上进行了最有戏剧性的改革，而它动作的框架在许多基本方面与欧洲近代革命有所不同。日本没有什么社会对抗，也没有什么点燃法国或者俄国革命的那些*治思想。街上没有暴民，也没有人头滚滚落地。”
无独有偶，高桥哲哉在《反哲学入门》中亦曾指出，“明治维新”只是一场“颠覆德川幕府*权的*变”，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市民革命”。
对于“明治维新”的“*变”实质，戈登持赞同态度；但他同时也批评说，以法国大革命和其他欧洲革命作为绝对尺度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看法，此类主张“武断地把欧洲经验放到世界史中，没有真正尝试理解世界其他地方”，他最终将“明治维新”定性为“不得志的下层精英革命”。
但这场称不上“革命”的*变却造就了一批“革命家”，他们在传统与革新、中央集权与不同利益的代表性之间，鹰击蛇缠，闪展腾挪，巧妙地走出了一条“包容性道路”，最大限度化解了潜在的威胁与反抗，从而成为明治新领袖。西洋自由民主观念的东渐使得明治世相为之一变。
柳田国男在其巨著《明治大正史·世相篇》（年）中，谈到了“禁色制度”于此间之消亡：“禁色一方面来说曾是国家的制度。比如说*色是专属于王族服装，紫色是特定的上流官人阶层才能允许使用。……色彩的文化不能为某一部分人永远独占是有其理由的，即使过去曾有其他无数的条件限制，但进入明治的新时代之后色彩也必定得以通俗化。试图将之控制的力量去了别处。在许多人并未在意的时候，这样的控制已经渐渐分崩离析了。”
如果说世俗生活的变迁是明治维新的“皮相”部分，那么在精神生活中颇值得瞩目的变化或许就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然而，作为该运动领袖的板垣退助却认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立场乃是“根据国家观念所调解的个人自由的主义”，对于这种舶来、而非“内发”的精神在日本的畸变物，德富苏峰洞察到，“其名为民权，而其实是国权。”
在《明治精神结构》中，思想家松本三之介犀利地指出，“以*府为主导、志在以强化*府的法律、经济、*事职能为核心形成国家”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与以“民权”为名、“以国民为中心，意在形成以国民的自发的国家意识为基础的国民国家”之“在野国家主义”，本质上都是“国家主义”，因为它们在国家利益与价值面前，都无条件地强调了个体自我牺牲，这恐怕才是“明治维新”的“骨相”。
这一局限在在野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中亦有清晰呈现。“国权”君临“民权”的强势与暴力，国进民退、国强民弱使得明治天皇施*之初颁布的《五条誓文》中所规定的使庶民“各遂其志”的承诺只是一种“愿景”，工农、女性等弱势群体的诉求更遭到漠视。近代日本民主精神的颓败、***治的高开低走庶几亦根源于此乎？而在对外关系层面，自由平等的观念似乎被设定了“国界线”，当面向中、朝等弱国，舆论家、文化人们常转而秉持强势民族沙文主义，经历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役的对外侵略扩张，帝国日本峥嵘初现。
?一直游荡的幽灵
??“明治”之名时而是具有历史合法性的*治旗号
??时而又成为激扬民族主义情绪的利器
明治天皇在位数十年，使东洋蕞尔小国遽然跻身世界列强，在国民心中地位巍然。年7月明治天皇驾崩。两年后，在夏目漱石的名作《心》中出现了这样的表述：“我似乎感到明治精神始于明治天皇，也终于天皇”，“天皇出殡那天晚上，我像平时那样坐在书房里，听到了安葬时的信号炮。在我听来，那是明治时代永远离去的告知”。
实际上，除乃木希典大将夫妇外，当时为天皇殉死者亦颇有人在。然而，明治时代虽远去，但“明治”的幽灵却一直在日本游荡。我所关心并试图追问的是，明治时代如何被不断复活，“时代精神”经历了不断的再阐释进而沉淀、落实为“精神传统”的形态，深刻形塑了日本历史的进路。这就如同，因《茶之书》《东洋的理想》等作品扬名于世的明治美术家、思想家冈仓天心之意义，与其说是在其“生前”思想体系本体，莫若说更在其“身后”，在于其是如何被大正、昭和时代的后来者们一代代赓续下来，并嫁接组装、借尸还*，从而在泛亚主义*治话语中成为战时日本意识形态吹鼓手们借以面向西方张扬“东洋价值”的思想资源。
承明治精神之余绪的后人们展现出了“‘明治’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执着，“明治”之名时而是具有历史合法性的*治旗号，时而又成为激扬民族主义情绪的利器。“甚至20世纪30年代的主流*治力量亦自认是明治维新的继承者”，“二·二六事变”中那些皇道派发动者们便称其行动为“昭和维新”，就像戈登指出的那样，“从文字即可知道，他们以明治维新的继承者自居，目标是尊崇天皇、保卫帝国及改善一般大众生活”。
借约翰·道尔在《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中的表达，“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兴起令人震惊：更迅猛、更无畏、更成功，然而最终也比任何人能够想象得更疯狂、更危险、更具有自我毁灭性”。
失去所有牵制绝尘而去的帝国日本最终战败。在战败后发表的“玉音放送”中，裕仁天皇号召国民“堪其所难堪，忍其所难忍”，“倾力将来建设，笃道义，巩志操，誓发扬国体精华，不落后于世界进运。”戈登再次敏锐地察觉到，在鼓动国民忍辱负重投身战后建设之时，天皇所引用的依然是明治时代的话语，而对明治以降“国体”的显在祸患却未见反省。
今人回望“明治维新”，若只观其身而忘其影则会失之片面。年过去了，“明治精神”果真远去了吗？今天的日本人发思古之幽情、遥祭“明治”时所怀想的又是什么呢？
?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
??“帝国民主主义”跨越战争存续下来并绵延至今，这是颇可警惕的
较之明治天皇的文治武功，幼时曾患脑膜炎的大正天皇则显得黯淡无光。丸山真男曾回忆称，他与其小学同班同学在年便听说大正天皇的奇言怪行，并为之感到痛心。据说有一次国会会议期间，原本要颁布一道诏令的大正天皇却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诏令卷起来，把它当作望远镜，向满座大臣作窥视状。
大正时代常被视作自由主义的堡垒，中日史学家们常称年-年的这一时期为“大正民主”，以*友会内阁的倒台告终，以中性的“大正”年号附以正向价值的“民主”的命名使其具有了肯定甚至褒扬的性质。而旁观者清，戈登则以“帝国民主主义”的概念修正大正时期最大精神遗产的历史坐标，颇值得
